Charles Waldheim：景观设计师时代的城市设计师

Charles Waldheim：景观设计师时代的城市设计师

　　海景景观,景观置石种类,微景观榕树景观设计学杂志：近年来，”景观设计师”这个名词才逐渐出现在人们视野，从城市规划，到逐渐分离出来，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看Charles Waldheim 是如何认为景观设计师作为我们时代的城市设计师的吧！

　　宣言人：Charles Waldheim，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景观设计系约翰·E·欧文教席教授、城镇化办公室负责人（译：《景观设计学》编辑部 + 慕晓东）

　　借此景观设计基金会（LAF）创办并LAF早期“宣言”发表50周年之际，我们得以重新回顾这个行业本身的身份和抱负。所谓的“景观新艺术”的提出者们特别强调，建筑学是与景观设计这个新兴行业最贴合的文化认同。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具有创新性和改进性的职业定位。

　　这一新兴的包容性行业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是在为了应对工业化城市中社会、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景观设计师也被寄予厚望，肩负着在工业化进程中进行民用基础设施整合、环境改良和公共提升的使命。

　　美国景观新艺术的推动者们致力于将这个新生行业的定位与古老的建筑艺术联系在一起。这个将建筑设计（而非艺术、工程或园艺）定义为景观设计的类同行业的决定，对人们理解当代景观设计至关重要。

　　这段历史向我们阐明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城市规划如何勉强作为景观设计的一部分，并最终发展成为另一个独立的行业；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初期关于景观作为城镇化的一种形式的争论。

　　这一连串的探究为我们揭开了于20世纪上半叶从景观设计中分离出去的、强调生态的区域规划学科的溯源。20世纪后半期，随着景观设计的重组——逐渐发展为一门高科技、高专业性的环境科学分支——区域规划与景观设计之间的学科分化愈加深刻。

　　而景观设计之所以发展为一门环境科学的分支，部分因素是景观设计拥有作为一种科学性活动的潜能，而这种观念也成为了1966年“宣言”的主要构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定位开始转向一种强调经验主义的规划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施仅限于稳健的福利国家。

　　由于整个时代的景观设计师主要被训练为环境倡导者，在通往强调理性的生态城市规划之光明未来道路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一次不幸的迂回。暂且不论正确与否，但在太多情况下，理性的生态规划项目都被解读为反都市行为；也有很多时候，其被视为超验主义，最终甚至被视为非理智的行为。这种将景观设计作为环境科学的子学科的定位，也开始在逐渐萎缩的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被视为不切实际。

　　近来将景观重新纳入关于当代都市主义讨论范畴的观点，与强调生态的区域规划并没有太大关系。真正与其相关的是对当代设计文化的理解。如今，城镇化的挑战与如何利用经验主义知识和科学方法上的优势并无关系，但却与文化领域上的政治性失败关系颇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福利国家对理性生态规划的期望背道而驰的。

　　景观设计之所以在近年来拉近了与都市主义的联系，而不是向历史悠久的、以环境为导向的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靠拢，根源在于近年来其对于设计文化的包容。

　　从许多方面来讲，大部分当代顶尖景观设计师对该行业的兴趣，源于过去二十五年来的建筑语境，仿佛后现代主义终于来到了景观设计领域一般。不足为奇的是，许多这些顶尖景观设计师在景观生态学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仅仅是为了满足建筑学理论的需要。以此种方式培养出的这一代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身上体现出一种趋势，即他们对多种看似相悖的生态理论抱有包容态度。

　　很多当代的景观设计师将生态视为一种城市力量和流向的模式、设计领域不同学者之间的媒介，以及一种提升公共认可和公众参与的工具。他们也同样借助生态学的传统定义——一种作为物种与其栖息地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以应用于更广泛的文化或设计范畴。

　　生态学除了作为一种模式，也开始成为可被诸多知识、学科领域理解的一种表现语汇。生态学作为一种在表现形式上发挥作用的认识论框架，与社会、人文科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均相互关联。这种从表现性层面对生态学的理解，随着其在设计领域的传播而变得尤为重要。

　　尽管长期以来，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倾向于将生态学作为一种实用性自然科学，但在建筑和艺术领域，人们却认为生态学是一种来自社会科学、人文学和哲学的表现形式。在基于这种观念的有趣的当代城市项目中，城市形态并非由规划、政策或范例所决定，而是通过新兴生态的自我调节过程形成的。在很多案例中，城市最终的形态并非经由设计决定，而是随着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相关的生态过程不断发展而成的。

　　放眼国际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我们暂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很多案例中，景观设计策略优先于规划策略。在大部分这些项目中，对生态的理解决定了城市秩序，而设计媒介通过包括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和设计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复杂措施来推动设计进程。

　　由于设计竞争、赞助者的捐赠及社区舆论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原本行之有效的规划管理体制常会变得冗长复杂。在很多这些项目中，景观设计师实际上扮演了城市规划师的角色，会重新构思城市范围，重新组织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秩序，以服务于一个新型的城市环境。而这些实践也都在向我们表明，景观设计师在当今时代正肩负着城市设计师的职责。

　　本文系受景观设计基金会（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之邀，作为2016年6月10~11日在费城举办的“新景观宣言：景观设计与未来”峰会上的演讲稿。25名受邀演讲者被要求分别写一篇长约1000字的关于景观设计师如何应对未来50年的发展和挑战，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宣言”。

　　景观设计的身份（Identity），或者说其实践目标和学术核心，一直困扰着本专业，这几乎是行业的内部共识。当参会嘉宾皆如现代主义或者先锋前辈们那般，尝试以宣言为行动纲领和共同口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事实是，今非昔比，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和政治气候与当今的境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这可能需要一种更加辩证的思维和态度来审视这次费城的景观盛会。也就是说，对此次景观会议持有任何的姿态，乐观抑或者悲观的情绪，都不应当是盲目的。回到Charles Waldheim教授开篇所提及的问题，景观设计危机的现实界线和历史内容是否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阐释，很可能是景观设计专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只有系统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个层次的景观思考才能继续深入地延伸。

　　实际上，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专业发展，景观设计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地自卑或者无故地自大（例如建筑学内部一直存在着其终结的声音），起码两种极端的情绪时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的困扰着专业探索。历史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肯定不是绝对的客观），比如说，景观是从建筑和艺术两大学科的内部中演变出来的，而景观又是城市规划专业的源头之一（如Waldheim教授文中所言）。

　　因此，无论景观走向了深处（即艺术探索，虽然杜尚或者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与安格尔时代的艺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是景观走向了广度（即偏重城市的计划），都不必为之过于忧虑，当景观的阐释和应用从本体论转变到认识论（准确地说，正如米切尔所言，景观不在关注“它是什么”，而是景观能够发挥什么的效应）的时候，就可以摆脱过去的局限和荣耀，挣脱出喋喋不休的二元争论，回归一种理性的视角。

　　Waldheim教授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都是景观都市主义的激进倡导者。景观都市主义的真实和虚妄，目前国内学界和行业经历过众说纷纭之后，恰如喧嚣过后的无人问津。

　　不过现状与事实并非一致，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底蕴，抛开若干的理论逻辑漏洞之外，还是极为丰富的。Waldheim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深化了奥姆斯特德和麦克哈格的历史遗产，即继续从文化理论上探索景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无论在《围捕底特律》（StalkingDetroit）一书中关于景观之于后工业城市的当代文化解释，还是《景观都市主义读本》（LandscapeUrbanism Reader）中涉及的景观都市主义的历史谱系溯源（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清晰地掌握历史谱系并非仅仅为了回顾辉煌与提供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视为具有创造性话语的发生场所），再到去年编辑出版关于城市与景观的著作，直到这篇强调景观规划设计师的身份问题，Waldheim的关注焦点一直都是如何历史性地翻转景观的媒介作用，从静止的舞台布景转变成主动的创造力，即，如何让景观从边缘性的绿化装饰和背景，转变成更积极的前景空间，进而有效地参与城市空间的发展，使得景观能够扮演一种城市主义的主导形式。

　　虽然Waldheim对于麦克哈格的环境决定论和福尔曼的景观生态学之于景观设计专业，仍然抱有一定的成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他的立场并非是为了否定自然科学与景观设计之间积极的互动效应，特别当他以社会进程（福利国家的程度高低）与景观设计建立起结构关系的时候，过分的苛责具有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的生态规划，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我们可以退一步认为，Waldheim采取一种“混乱和模糊”的叙事方式，在支撑某种论断的时候，必须要对特定的历史状态给予批判性的态度，哪怕是有些言论呈现出矛盾性。

　　拉维莱特公园的国际竞赛显然为景观设计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被逐步地用来修饰建筑和城市空间，此时景观设计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路径中迷茫，于是，景观在是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次革命之中没有实现跨越之后，在25年前左右的关键时期，又令人失望地错失时机。

　　Waldheim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即便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饱受指责，认为其理论与实践分离，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忽视他在景观与当代文化之间潜在关系所进行勾连所付出的努力。这既是拉维莱特公园给景观设计的财富，也是库哈斯、扎哈和艾森曼那一批知识分子式的建筑师给景观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Waldheim还是回到了詹姆斯·科纳的理论上，提出了生态学是介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位空间上，它调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能够提供那一套目前看来还未过时的话语，而这恰恰是国内景观设计学界长期遗漏的研究点，因为我们自始自终就放弃了景观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潜在关系的探索。

　　今年是伊恩·麦克哈格等人起草具有深远影响的Declaration of Concern50周年，该宣言对不断发生的环境危机进行了谴责，并指出景观设计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2016年6月10、11日，景观设计学基金会（LAF）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景观设计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齐聚费城，共同就“景观设计学如何在21世纪发挥其重大作用”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65位卓有建树及新兴的行业领军人物对景观设计学在过去5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对学科的未来蓝图进行了大胆描绘，并对发挥景观设计学的潜能及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景观设计学》将于今日起，在微信平台对此次盛会上25位行业内的思想先锋的宣言内容进行全文报道。与此同时，还邀请了多位国内的优秀青年学者和设计师加入编译团队，他们会以“译后记”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他们对宣言本身的评述，及对整个行业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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