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尔源创作的新诗集《蝶变》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梁尔源创作的新诗集《蝶变》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水景观优势,休闲广场景观,沈实现景观在为梁尔源入选“中国好诗”第五辑的诗集《镜中白马》的序文中我曾经将诗歌视为他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压舱石，诗歌重新为他找到了“说话”“对谈”“独语”和“发问”的空间，进而也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坐标和准绳。对于梁尔源而言，人生因为诗歌这特殊“压舱石”的到来而有了根基、定力以及沉稳不惊的阅世气息。

　　最新的这部诗集名为《蝶变》，实则“变”是每一个在诗歌中磨砺和“修习”之人所必然要寻求的境界，尤其对于写作越来越“熟练”的人而言更是如此，而人生和时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居无常物、一切皆流。我凝视着“变”这个字良久，此刻它既可能是轻逸的又可能是沉重的。“变”携带了情感、经验、感受力、想象力、思想载力以及词语、写作技艺、表现方法的多重可能性，“变”实则也是一个写作者对自己的梳理、反思以及适度的反拨和“变法”，同时也是对写作的活力、效力、持续力、发现力以及创造力的维护和激活。

　　尤其是生活、生存、命运以及社会大舞台的长时间磨砺使得梁尔源的人生阅历、眼界以及看待细节和世界的方式为进入诗歌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确实，“功夫在诗外”在梁尔源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当然，只有经验和阅历是不够的，因为诗歌不等同于生活和经验，而诗歌对经验和现实的过滤、转化以及提升的生成过程格外复杂而又至为关键。

　　必须强调的是，诗歌实则起到了拓展视界、精神补偿和灵魂清洗的功能。在功利性的社会场中诗歌恰恰是非功利、反功利甚至超功利的，诗歌更易于打开人性、自我、真相以及灵魂之门。诗歌中的“真”“正义”涉及到的是一个诗人的精神还原能力，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总是在可感和不可感、可见和不可见、已知和未知中寻求最大限度的可能性，但是一个诗人的精神还原能力总是有限度和极限的。与此相应，诗人不可能是万能的全知全能的角色。在此前提和基础上产生的诗才可能是“真实的诗”，诗人才可能具备了现象还原的精神能力。正是在“真”和“诗性正义”的向度下，梁尔源的诗歌非常可贵的具备了审视自我、社会、环境、他者的眼光以及面向自省、自查、自悟、自辨的能力，他的诗因此能够在光怪陆离的社会场域和人心潮汐的嬗变以及诡谲世相中一次次闪现出手术刀般的直接和冷峻。其中《猫眼》《揣摩》《拔牙》《欲望》《亲戚》《玩套娃》《IC卡之歌》《麦克风是泼出去的水》等这样的诗就具备了“世说新语”般的“言外之意”，携带了心理场域、微观量子物理和宏观现实生活叠加之后充满了可能性的“蔡定谔的猫”（Schr?dinger’s Cat）般惊异的话语场，而其辐射效果和共情力量也随之提升。如果有哪个人对此感兴趣并在这些相关的诗歌中予以精神对位的话，未免很多人会面红心跳或更为尴尬、羞惭，也就是说，借助一句句的诗我们能一次次看出“小”“暗”“伪”“媚”“恶”来。

　　在景观和风物以及更为细微的草木动物万有面前——比如诗集第一辑“金色的蚂蚁”中的诗，梁尔源是一个凝视者，也是一个不停发出疑问的揣度者，这些物象一次次对应了心象和世道人心，对应了时间渊薮和森林法则。梁尔源在这方面的成功作品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渡和转换，其间充满了不可见力量所携带的迷局，涉及对人、人性和精神世界的一次次叩访。这既是对事物的深入探究，也是对自我的认知。这就使得诗歌没有沦为浅层次的描摹和直接的镜像反射，而是沉着处置和不断累积、沉淀又过滤的过程，而诗歌和诗人也就最终回复了存在的终极问题，擦亮了时间的纹理与内核。

　　回到梁尔源的诗歌之“变”，“变”也是变通、融通和思辨的体现，即诗人要具备“举一反三”的“复眼”般的视界，比如《张家界玻璃桥》同时出现了“穿衣镜”“玻璃幕墙”“玻璃桥”三者的“对谈”，而《网的幻觉》则将各种可见与不可见之“网”同时予以网罗、呈现、交织和龃龉。质言之，就“眼界”“取景框”而言，诗人必须具备从表象进入内质的窥视和返观能力，而万象皆为心象，这里有诗为证，“望着对岸那只 / 蹲在黑岩上的虎 / 多么安稳，多有城府 / 就像金沙江默念的那句经文 / 那痴眈眈的眼神 / 是惊天一跃的伏笔 / 浑身的骨骼已咔嚓作响 / 但仍匍匐得如此草木不惊 / 心想，要历练出 / 此种大象无形的心智 / 不知要嚼咽多少乾坤 / 不知要吞食多少豹子胆”（《虎跳峡》）。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这几年梁尔源的诗歌创作处于持续的爆发期，而其诗歌的成色以及水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就“变”的部分而言，智性和思想性的成分在诗歌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对自我、现实以及历史完成同步处理的能力，“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以及沉思品质不断得以凸显，这也是寻找通透的灵魂的过程。

　　梁尔源的“变”还体现在敏锐、深入和开阔上。他总是能够及时地捕捉“现实”，但是又自觉地撇清和拒绝了“新闻化”的认知方式，而是尽可能的从人、物、事中提炼出人性、人生以及时代、历史的关键命题，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场景而观照出社会气候、世道人心、精神潮汐以及命运法则。也就是说，梁尔源从“日常”的“小”甚至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掘出了“诗意”或“反诗意”的部分。譬如，当梁尔源将“厨师”的视野与“微积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诗歌的戏剧化效果、“跨界”效应以及情志深度就凸显出来了。

　　梁尔源的眼光也是“新”的、开放的、包容的，这需要诗人具备强大消化能力的“胃”，“不论是什么，它必须有 / 足够的胃口消化 / 橡胶、煤炭、铀、星月和诗歌。 / 如同一头大鲨，吞下一只鞋。 / 它必须能在茫茫大漠长途游弋， / 用近乎人类的声音发出呐喊。”（辛普森《美国诗歌》）与此同时，这也使得诗歌的抒写对象和空间得以拓展，诗人的消化能力和精神载力得以扩容，诗歌的容留性、可能性以及有效性、复杂性得以增强。也就是说，梁尔源并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写作者，也不是自我限囿的写作者，而是一直在观照着社会和时代的新变景观以及它们与诗歌和人的内在关联。现代性、高科技以及速度、全球化带来并时时更新着时代景观。当梁尔源的诗歌中高密度地出现“爱因斯坦”“经济”“微积分”“软件设计”“大数据”“云计算”“物价指数”“智能车间”“电游”“GPS”“空中旅行”“太空轨道”“高铁”“盾构机”“新干线”“新农村”“动力谷”“中国芯”“5G”“超级计算机”“天宫二号”“防护服”以及诸多新科技、新领域、新名词的时候，在纷至沓来的“新”景观中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一个诗人求新求变的写作态度，也由此看到了一个诗人不断扩展的眼界和繁复的切入角度。只有如此，诗歌才能既有来自于大地、亲人和母体般的温度、亲切和沉重，又具备抬升至一定高度对自我、环境乃至时代予以审视、校正、透析和扫描的眼界。

　　当然，“新”的事物和景观是需要“新”的眼光以及写作方法论的支撑的——即及时地更新写作经验和方法，而“新”的时间、空间以及整个场域也往往具有强大的磁场和吸附力量，诗人对“新”的处理和表达也就具有了难度、挑战和危险。对当下的写作者们需要提醒的是，一个诗人或作家越是想接近“当下”和速度化和剧变中的社会景观，他就越要审慎，需要具备适度的观照距离和全方位的观察角度，反之则很容易滑入到惯性叙述套路的“黑洞”之中——尤其对于“主题性写作”而言更是如此。

　　霍俊明，1975年生于河北丰润，诗人、批评家、文学博士后，《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喝粥的隐士》《怀雪》等诗集、散文集、随笔集等专著十余部。曾获首届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年度批评家表现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星星》诗刊最佳评论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首届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

　　梁尔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诗歌学会创始会长，参加《诗刊》社第七届青春回眸，出版诗集《浣洗月亮》《镜中白马》《蝶变》。《镜中白马》入选中国好诗第五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