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水浒传》中的西北人文景观

文史 《水浒传》中的西北人文景观

　　园林景观知识,景观膜结构厂家,徽派景观古典名著《水浒传》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部成书于明代初期的文学巨著，吸收了《大宋宣和遗事》《东都事略》等宋代笔记中的创作素材，展现了北宋末年众豪杰在梁山水泊起事抗宋、降宋、助宋的悲壮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虽然《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以北宋晚期社会为其创作的历史背景，存留了不少真实的历史信息。从这一点上讲，这部作品不仅为文学领域所关注，也给历史学留下了思考讨论的广阔空间。拙文拟就《水浒传》中所反映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相关史实略作梳理，以企就教于方家。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分析，《水浒传》是以两个地方为基点，逐次展开叙述。第一个地理坐标点是水泊梁山；第二个地理坐标点则是东京汴梁。由这两地衍生出交织运行的两支力量，贯穿于水浒故事的始终，并且呈现出“一体两翼”的地理空间格局：即以梁山—东京为中心，最北到达今北京一带，向南则涵盖淮南诸路以及江南东路、两浙路的部分地区；而西南华南等其他区域则鲜有涉足，西北地区处于水浒叙事的“边缘地带”。

　　《水浒传》开篇通过伏魔殿中神秘石碑的挖掘，引出了故事的主要角色。第二回就上演了“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场景就在西北。王教头因在东京受到上司排挤，便与老母二人取路延安府，欲投奔老种经略公处谋个差事。宋代延安府即今陕西延安市。宋时西北为西夏、吐蕃、回鹘等民族所踞，其中西夏政权占据今陕北北部、宁夏、甘肃大部地区，与北宋形成对峙局面。延安府就处于宋夏对峙的前沿地带。范仲淹、沈括、狄青、种师道等北宋名臣都曾驻防于此。水浒作者将一个不受高太尉“待见”的王进安排投奔延安府，一则因为边鄙之地远离政治中心，效力边疆，可以免去许多官场是非，用王进自己的话讲就是“那里是镇边守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二则延安府处于宋夏沿边地带，宋夏双方都想办法吸引对方人员投诚效力。元昊时期的重要谋臣张元、吴昊就因在北宋失意而投奔西夏。因此，作为宋代西北边陲重镇的延安府，自然是官场失意之人的理想去处。

　　王教头母子二人西行，经过一月有余的路程，来到华阴境内的史家村。北宋时期华阴县隶属永兴军路华州所辖。水浒中史家村附近的少华山也确有其实，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境内的少华山，为西岳华山的姊妹山。宋熙宁五年（1072），少华山发生地震，知华州吕大防曾言：“九月丙寅，少华山前阜头谷山岭摧陷，其下平地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长若堤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9）。”史家村是一个小村落，史籍无载，不过在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阎村镇有史家村，村子附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考古学界称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至于宋时少华山附近是否确有史家村，就不得而知了。

　　王教头母子行程的下一站来到陇山脚下的渭州。《水浒传》第二回载：“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第三回云：“只说史进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史进在路，免不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上述文字涉及三个西北地名：渭州、关西路和关西五路。宋时渭州为今甘肃省平凉市，处于泾河上游，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水浒传》中涉及较西的地理坐标（《水浒》中还出现了陇西和天水）。《水浒》中的关西路就是宋时西北诸路，即为潼关以西的区域。《大金国志》“附录二”载：“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文献中的“关西路”与《水浒》中关西路的所指相一致。“关西五路”则为宋代的陕西五路。北宋吸取唐末、五代时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地方诸路不设置元首之长而置四司分领众务，即为学界熟知的漕、宪、仓、帅四司，叠床架屋、相互牵制，并在州县之上设置“路”这一级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北宋初期的陕西路幅员较广：东尽淆函，西包汧陇，南运商洛，北控萧关。庆历新政时期，陕西路被划分为五个军事防区，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与泾源路，故有“陕西五路”之称。虽然在熙、丰年间，王韶开边后又增设熙河路，并前五路而为“陕西六路”。但在文献中习惯于“陕西五路”的表述。金朝控制西北后，在西北设置了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五路，地理范围大致与宋代一致。这也正是《水浒传》中“关西五路”的历史原型。当然，在一些史籍中确有“关西五路”的记载，如《元史》卷151《张荣传》载：“甲申七月，从征河西。乙酉，从征关西五路。”张荣是宋末元初人，曾被成吉思汗授予怀远大将军，随从元太祖征讨西域诸国。《元史》中的“关西五路”就是宋代的“陕西五路”。

　　泾原也是《水浒传》中一处重要的西北地名。《水浒传》第九十四回载：“田虎升殿，与众人计议，发兵救援。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个人，首戴黄冠，身披鹤氅，上前奏道：‘臣启大王，臣愿往壶关退敌。’那人姓乔，单名个冽字。其先原是陕西泾原人。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化为鹿，梦觉产冽。那乔冽八岁好使枪弄棒，偶游崆峒山，遇异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那个孙安与乔道清同乡,他也是泾原人。”《水浒》中的泾原就是北宋泾原路，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宁夏南部及邻近地区。泾原路治渭州，附近即为著名道教胜地崆峒山，也在《水浒》中出现。崆峒一名出现较早，古今地望尚无变化，《水浒》中的崆峒山就指今天甘肃平凉境内的崆峒山。宋代以降，虽然崆峒山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丝毫未影响其宗教名山的地位，并为一些驻防西北的宋臣所关注。如游师雄、张亢、徐珩都曾留下崆峒山的诗文。当然，崆峒山还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宋人郑文宝就曾言“高岭崆峒、山川险阻，雄视三关、控制五原”。《水浒》作者为了衬托乔冽得仙人道法、修得高强武艺，便将其家乡安放于崆峒山所在泾原路。从《水浒传》“遇异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的信息判断，《水浒》作者主要凸显了崆峒山在道教方面的影响力。

　　除了上述十余个西北地名外，相关人物及故事情节也是观察《水浒传》中西北镜像的一个重要视角。《水浒》第二回讲到王进母子前赴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公，此后在好几处均提及这一重要信息。如第五十四回，那汉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来，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第五十七回，慕容知府道：“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今次落发为僧，唤做花和尚鲁智深。”文中反复提及的老种经略是指北宋边臣种谔。北宋时期出现不少将门戍守边疆的现象，业已形成宋时的一个重要传统，除民众熟知的麟州杨家将，还有府州折氏家族、范仲淹范纯粹、曹彬曹玮父子都曾驻守西北，种氏将门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种谔父亲种世衡因修筑清涧城、与羌人交好而名震西北。从治平到元丰年间，种谔一直坚守在西北边疆。永乐之战后，沈括罢帅，种谔代任鄜延路经略使一职，驻守延安，因此《水浒》称之为“老种经略”。略有出入的是，梁山好汉起事的宋徽宗时期，种谔已经去世近四十年了，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契合。种谔侄子种师道继续西北守疆的大业，曾任泾原路兵马钤辖、洛州防御使等职，政和六年任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水浒》第三回鲁智深说道：“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这里镇守渭州的小种经略相公正是种师道，说的就是这回事。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传》中的第一出戏，故事发生地即为泾原路的渭州。镇关西本名郑屠，镇关西是他的绰号，关西泛指西北各路，镇关西似有“西北第一”的意味。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36“舆地考”古雍州条下载“蒲城渭南皆仍宋旧赤水镇郑关西镇”。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永兴军路幅”中华阴县东标出“关西镇”的位置。当然，《水浒》作者是否受到这一史实的影响，不得而知。除了这一个具有明显地理指示性的名字外，《水浒传》所呈现事故场景难以找到西北区域性的特征。从《水浒》的故事情节看，虽然渭州地处边地，但城内酒肆商铺排列，尚有一派繁荣气息。这一点多少能找到一些历史依据：一是渭州所在的泾河流域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代从西域东来的客商沿着泾河河谷直通长安，造就了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宋代以降，虽然陆上丝路的繁盛程度明显不逮前朝，但中西交往交流并未中断，依然有不少客商往来于丝路商道，渭州就是这一时期丝路通道的一个据点；第二，宋代村店的发展也比较迅猛，有学者指出，店、市、埠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已相当发达，到宋代又进一步发展。我们看看宋代店、市、埠的分布状况可知：店从华北至华中地区广泛存在，尤其是像华北和四川等陆上交通繁荣地区的冲要之地极其发达。在此背景下，西北地区乡村店的发展也日趋成熟起来。根据《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宋时渭州周边也有不少成型的村店市镇，如南栅店、藁店寨等，其中藁店地名沿用至今，距离平凉市仅30公里。由此推之，宋代渭州及其周边有村店集镇，也聚拢了一定的人气，藉此营造出《水浒》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样一个热闹的场景，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方水土一方人，《水浒》中各色人物是西北区域镜像的直接表征。粗略统计，《水浒传》中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近800名人物，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500余名，且多为中土齐鲁之士，但也不乏一些来自西北的英雄好汉。例如九纹龙史进为陕西华阴县人，宋时属永兴军路。孙安、乔道清为泾原路人。铁面孔目裴宣，京兆府人，即今西安市附近。金钱豹子汤隆，其父为延安府下属的寨主，当属延安府人。青面兽杨志自称为杨老令公之后：“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系。”杨老令公即为杨业。《宋史》卷272《杨业传》载“杨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汉麟州刺史”。学界一般认为杨业是麟州人，即今陕西神木人，也有其为山西太原人的观点。但在《水浒》中，杨志自认为来自西北，第十七回鲁智深对杨志讲：“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便是，是因为三拳打死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杨志笑道：“原来是自家乡里，俺在江湖上多闻师兄大名。”当然，在《水浒》塑造的这几个西北人中，鲁达的性格较为突出，具有明显西北汉子特征：豪爽直率、嫉恶如仇，不拘俗套、率性而为。这一特性与《宋史》卷87《地理志》中关于陕西路风俗的记载大体一致：“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水浒传》中还有一个细节反映出鲁达这个西北汉子对环境适应的区域差异：鲁智深是关西汉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战鼓响，贼人生发，跳将起来，摸了禅杖，大喝着便抢出来（第一百一九回）。民国时期陕北名士曹颖僧先生所撰《延绥揽胜》下编“古迹名胜”中载：“鲁达故里，安定（今延安市子长县——笔者注）南三十里鲁家屯，相传为宋提辖鲁智深故里。今其族人，类能按谱数典。”不管历史上是否确有鲁达其人，从这一乡土材料中可以看出他在西北民间尚有一定影响。

　　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曾指出，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是观察人类历史的三大窗口。总体上讲，《水浒传》语言以江浙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水浒传》中的语言及相关细节中也有一些西北方言的片段。例如鲁达用“洒家”来称呼自己，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表述。宋元时期关西一带人自称“洒家”。章太炎先生在《新方言》中“释言第二”条下讲：“明时北方人自称洒家，洒即余也。余从舍声，古音如舒，舍转为书野切，故余亦转为书野切。”但“洒家”一词在今天西北地区基本弃之不用。有趣的是，《水浒》中的一些词汇俗语仍然出现在今天西北地区民众的日常交流之中，成为“活态”的历史残存。第二十四回载王婆哈哈笑道：“好叫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这里的盖老虽是丈夫的意思，但显然有不少轻薄鄙视的成分；而“盖老”是今天陕北方言中经常使用的俗语，意思是配偶有外遇的男人。又如“庄客”一词在水浒中也频繁出现，三十二回载：“说犹未了，只见远远地那个吃打的汉子，换了一身衣服，手里提着一条朴刀，背后引着二三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依照《辞海》的解释，庄客是指唐以后地主田庄中佃农和雇农的通称，而今天陕北一带往往把参加红白喜事的本村客人称为庄客，显然二者具有明显的语义上的承接性。西北作家狄马从《水浒传》中梳理出四十多个陕北方言词，如办得、的当、兜答、硬诤、挣侧、争些儿等(狄马：《水浒传里的陕北方言》，载《延安文学》2013年第1期)，细细品味，《水浒》中这些词语与今天西北方言的确存在某种关联，今天我们似乎可以从西北民众浓重的鼻音腔中见证了《水浒传》里的刀光剑影、锣鼓争鸣。

　　此外，《水浒》中还有一些饮食细节透露出西北元素，如第八十二回记述了大宋皇帝招待招安的水浒英雄，在招待晚宴上就有“桃花汤洁，缕塞北之黄羊；银丝脍鲜，剖江南之赤鲤”。第一百一十回宋江平叛王庆后，受到朝廷赏赐和御宴，其中就有“玻璃碗满泛马乳羊羔，琥珀杯浅酌瑶池玉液”。“塞北羊肉”显然成为《水浒》作者笔下上等的食材，这一点也符合历史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载：“所谓茶利归贼者，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可见宋时西北羊肉有着不菲的价格，由此成为大宋皇帝御宴上的“招牌菜肴”。

　　以上通过《水浒》中西北地区地理因素、人物故事、语言风俗的考述，梳理出《水浒传》中西北地区的历史镜像，固然多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的历史镜头，但能折射出宋时西北地区相关史实，是文学文本中保存的鲜活历史。另一方面，《水浒传》在呈现关涉西北的相关情节时，留下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呈现出“虚实结合”的状态。例如《水浒》开篇王教头母子二人从东京城出发前去延安府，过了一月有余才到了华阴县，并且没有直径北上，转而西行绕道渭州。宋时从关中进入延安府的道路有两条：要么从京兆府经耀州北上，要么在华阴县附近沿着洛河北行，不管怎么走都不会舍近求远，到渭州游逛一番。第八十三回载：“这潞水直通渭河，须用战船征进。宜先趱水军头领船只到了，然后水陆并进，船骑相连，可取檀州。”宋时的潞水和檀州均在今北京附近，这里的渭水应该不会是指今天的渭河，否则这个错误实在是太大了。第七十八回高太尉道：“前者有十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国，或伐西夏，并与金、辽等处，武艺精熟。”这里的鬼方国显然是一种虚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水浒传》中地理核心区的相关信息就较为准确，如第九十八回载：“那平遥是介休邻县，相去七十余里。”道里距离丝毫不差，甚至将相关遗存古迹记录下来：“直到如今，严州北门外有乌龙大王庙，亦名万松林。古迹尚存（第一百一十七回）。” 楚州当地百姓为宋江等人建造神庙：“年年享祭，万民顶礼，至今古迹尚存（第一百二十回）。”

　　《水浒》作者对西北的熟悉程度显然不及中原及江南地区；当然，有宋一代，西北多为少数民族所盘踞，中原文人所留下的记录和文字相对较少，不易获得较为丰富的创作材料。因此，《水浒传》中留下了“虚实结合”西北历史镜像。